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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新常态刍议

更新时间:2015-02-28 15:21:17点击次数:3772次字号:T|T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再次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治建设也逐渐形成“新常态”。通过对我国社会实践的深刻总结,文章概括出八种法治“新常态”:“规则之治”是形式常态;“良法之治”是实质常态;“公正之治”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保障******之治”是法治的价值追求;“控权之治”体现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多数人之治”体现法治的优越性;“公开之治”体现人民意志;“民主之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文明之治”则体现于法治的各个环节。
        “新常态”一词,业已成为当代中国各部门、各行业的时髦用语。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反映,也是实事求是的表述。法治,作为一种理念、一种制度、一种状态,特别是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样,有一种新常态。
  法治作为一种常态,曾有法学家探讨过。但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常态,却是一个崭新的命题。现谈点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法治是“规则之治”


  法治作为“规则之治”,至少表明:首先,规则对事不对人,铁面无私,它克服了人性的缺点,可以避免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对法律的普遍性服从是规则之治的核心内容,卢梭就曾讲过,“法律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集于一身”,它“从不关注个别的人和个别的行为。”[1]其次,规则可以反复适用。按统一标准办事,反对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这是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可以为人们提供三种行为模式,它明确地告诉人们: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禁止做,哪些行为必须做,使人们可以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为法治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根据。
  要强调法治的引导作用。在各项工作中,法治不仅可以“保驾护航”,而且可以“引领导航”。这是搞好“顶层设计”的理论依据,也是对法治、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最佳诠释。当然,法治为“规则之治”重要的是为“法律权威”与“依法办事”奠定了基础。
  规则有法律规则、政策规则、宗教规则、习惯规则、技术规则之分。法律规则是规则的最高层次,具有如下明确特征:一是国家属性。它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其政治性比较明显。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则主要依靠宣传教育,由人民自觉遵守和执行,尽管必要时也使用国家强制力。虽然其他社会规则与技术规则的执行也依靠一定的强制,但不是国家强制。二是赏罚分明。法律规则具有权威性,神圣不可侵犯。一旦法律规则受到侵犯,当事者必然受到应有处罚,同时,法律规则对那些有功于国家与人民的人们,依法给予奖励。尽管其他社会规则也有奖罚的规定,但不及法律规则严厉。三是平等性。法律最讲公道,不仅要求法律规则公平,而且要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后果公平。规则公平是其它公平的前提与基础。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特别是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国在规则公平上大有改善,如改变了过去在户籍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及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同命不同判”的不公正情况,又如正在改变退休的“双轨制”以及国有企业高管工资待遇过高的不公平情况。
  把法治称之为“规则之治”,这几乎是法学界的共识,更是法律界的共同要求,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也正是这个共同体在党的领导下,才迎来今天法学的繁荣。


        二、法治是“良法之治”


  如果说“规则之治”是法治的形式常态,那么“良法之治”则是法治的实质常态。法,历来就有“良法”与“恶法”之分,人们肯定“良法”,否定“恶法”。良法惩恶扬善,受人拥戴。早在20世纪初,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在其处女作“商鞅徒木立信论”一文中,大力宣扬良法,大声疾呼“商鞅之法者,良法也”。[2]社会主义法治之法,必然、也应该是“良法”。
  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所谓“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3]法治国家,一定是依良法而治的国家,亚里士多德的“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是对法治国家的经典表述。社会主义法治则更应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
  何谓“良法”?尚无统一标准。但有几点业已形成共识:1.良法必须符合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2.良法应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历史规律;3.良法是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4.良法应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凡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缺乏权力制约、侵犯******以及不具可操作性的法律都应当排除在良法之外。为此,要求立法机关和决策者,在制定法律与政策,做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依宪立法。多作调查研究,使法律与政策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符合人民利益,使法律与政策不仅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且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使法律成为人民生命与财产、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保护神!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清算法西斯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对良法与恶法问题做了科学的说明与生动的回答。当时,无论纳粹战犯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战犯,都异口同声否认他们的战争罪行。认为他们是按其国家通过的法律去打仗的,不构成犯罪。而法庭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认为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与日本所通过的法律是恶法,其本身就犯了反人类罪和战争罪。作为执行恶法的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战犯,无疑是罪犯,从刑法上讲是执行犯,应负战争罪的责任。最后,法庭按“恶法非法”以反人类罪与战争罪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处以死刑。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是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长期争论的焦点,我们赞同“恶法非法”的观点,主张良法治国,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我们要实行良法善治。


        三、法治是“公正之治”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实施的灵魂在于公正。法治之所以受人遵循与信仰,根本原因就是“公正”二字。法治的公正既包括程序公正,也包括实体公正。我们坚持和贯彻两个公正,一方面要求法治的各个环节,都要全面贯彻公正原则,坚持公正的底线,向社会昭示社会主义公正的品性;另一方面,通过在法治中对公正的坚守,向社会倡导公正理念,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全社会的共同理想。
  公正的朴素含义,一般是指公平正直,办事公道,不偏不倚,利益均衡;同时,又含有惩恶扬善,是非公正、办事公道。在司法领域公正具有特殊含义,专指依法办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臆断,杜绝逼、供、信,将公正贯穿于办案的整个过程。
  司法公正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因为公正是司法的本质,更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尽管全面实现司法公正,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党中央还是急人民之所急,先后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都比较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并作出顶层设计,对这一历史功绩必须大书特书,其中有几条改革将铭记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是去行政化,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将法院与检察院统一由各级管理。二是谁审理,谁裁判,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对案件终身负责。三是法院以审判为中心,实行分类管理,突出法官的地位与作用。四是对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实行严格的法官选拔和惩处制度。当然,还有不少改革正在深化,这无疑是大好事。


        四、法治是“控权之治”


  法治的初衷就是“权力制约”。其实,早在法治之前即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实际上就存在“权力制约”。按当时的有关规定,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执政官,它不仅受到严格的监督,公民有权对其违法行为向元老院提出控告,同时在执政官届满卸任时,还要接受监察官的检查。当然,权力制约形成制度并受法律调控,则发端于英国的洛克,发展于法国的孟德斯鸠,完成于美国的汉密尔顿。其理论根据是建基在孟德斯鸠的重要论断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5]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而公共权力的******必然导致法治的破坏。对权力的制约存在有多种方式,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是一种,但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6]社会主义国家不搞三权分立,但不是不要权力的制约,在制度设计上,我国是在人民主权原则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进行划分,并构建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等组成的监督体系,强化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对权力制约的。
  我国对权力制约历来重视,早在1945年延安时期“窑洞对”里,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用“民主”即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力制约来避免“人亡政息”的结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世界上监督机构最多的国家,但效果一直不佳,近年来贪腐现象又有恶性发展之势,好在通过“老虎苍蝇一起打”将其气焰打下去。但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制度不严,有漏洞,要加强权力制约的制度建设,完善中央巡视制度,加强人民监督制度,切实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功能,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认识和处理贪腐问题,使贪腐分子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


        五、法治是保障******之治


  法治作为“保障人权”之治,是当今世界作为法治的价值追求提出来的。人是一切法律、法治的出发点与归宿,马克思早就说过:“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7]因而,人权是法治的内在动因。人类总结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明确在《联合国宪章》中宣告保障人权,并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我国宪法也确认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原则。
  人权是人成其为人应该具有的权利,它既是一种道德权利,更是一种法律原则。自20世纪以来,人权与法治就不可分离。中国*********一贯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在革命战争时期,在不少解放区或革命根据地,都颁布过保障人权的法规,组织和领导了“中国人权大同盟”等人权组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将保障人权提升为宪法原则。近年来,我国不仅不断加强人权的理论建设,而且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许!
  法治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保障人权。一是确认人权的内容与范围。通过宪法与其它部门法的规定,一方面向人们公开确认人作为人有哪些权利,特别是规定本国公民有哪些权利与自由,便于人们享有;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在本国国情下,人权行使的边界。二是法治规定实现人权的程序、原则与方法。一个人在实现人权时不能损害和破坏他人行使人权,也就是说,人权与其他权利一样,也是受制约的。但人权中的基本人权有一定特殊性,即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甚至除法律特殊规定外不可剥夺。如人格尊严,即使是被判处死刑也不能被剥夺。三是法治对破坏人权的犯罪行为予以必要的制裁。历史上,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就是对破坏人权行为的有力的打击和对战争犯的严厉制裁。在一国范围内,对那些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必须要对其进行制裁,否则,人权保障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保障人权上还是有漏洞的。从近年来平反的几个冤假错案来看,我们在司法领域还存在逼、供、信的个别情况,还存在以权乱法,徇私枉法的丑恶现象。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通过学习和践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深入进行司法改革,使人民从每个案件中感到公平正义,感到人权的切实保障!
        六、法治是“多数人之治”


  古往今来,治国方略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法治与人治。人治是一人或少数人之治,而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毫无疑问,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的:法治优于人治。他认为,法治较之人治的优越性体现在:一是多数人的智慧优于一人或少数人的智慧,作为多数人审慎制定的法律具有更多的正确性。特别是提到立法工作时,他明确指出:“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4]二是法治更加公正且不受个人感情的左右。他认为“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4]三是法治借助于法律来进行统治,而法律不会像人那样信口开河,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直是“人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实行法治奠定了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伟大创举正在中国全面推进。人们还念念不忘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所提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与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这就是说,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是人民之治,不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能因领导人的情况与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正因为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法治的最终目的必然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增进各民族人民的福祉。我国是中国*********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管理国家事务。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要实行法治,也更加能够体现法治“多数人之治”的属性。所以习******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9]我们必须牢记这条经验与原则,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


        七、法治是“公开之治”


  法治是公开之举,法治的各个环节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各个环节,都应该是公开的,因为法治保护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因为它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法治同时也必须是公开的,因为这样便于人民知情,便于人民公开监督;也因为法治是公开之举,便于集中人民智慧,即集思广益,从而使法治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发挥作用。
  法治公开的形式是多样的。立法公开包括草案的起草要民主,要听证;草案要公开,广泛讨论;通过要慎重,一般法案要立法机关认真以过半数票同意,必要时要通过全民表决。司法要公开,除特殊情况外,所有案件都应公开审判。司法公开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民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执法也要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习******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3]法律监督内在的要求法治的公开,没有公开当然就无从监督。法律监督本身也是公开的,人民拥有申诉、控告、检举、揭发以及提建议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的行使也应当是合法且公开的。
  “公开之治”不仅要求公开形式的多样性,也要求其公开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公开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律要求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而法律基于国家秘密、企业的商业秘密以及公民个人隐私保护需要而不予公开的,不得公开。二是公开应当具有及时性。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公开,以便人民及时地了解、掌握国家的治理状况,并实现人民在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三是公开应当避免形式主义。法治的公开不是为了公开而公开,而是在实质意义上的全面公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法治必须是公开的,要尽量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八、法治是民主之治


  近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与法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民主的法治将导致******,离开法治的民主,必出现无政府主义。
  其实,“民主”一词是舶来品。哲学家将其译为“人民主权”;法学家翻为“多数人的统治”;历史学家则意译为“平民的政府”,因为古希腊最早的共和国名之曰“平民政府”。中国古代有“民主”一说,但其与近代意义的民主的含义完全相反,即“天惟时求民主”一说,其“民主”之意乃“民之主”。因此,我们只能从中国现实出发来解释“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这既符合我国宪法原则,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自古以来,民主的形式就多种多样。有直接民主,如雅典的公民大会;也有间接民主,如古罗马的元老院。现代形式的民主更趋多元化,如协商民主、代议民主、自治民主等。至于法治与民主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互为基础、互为保障。过去,我们只强调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和法治是民主的保障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法治同样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同样是法治的保障。因为民主如果没有法治这个基础,必然会走向反面,必然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甚至扰乱社会秩序和动乱,香港出现所谓“占中”便是典型的事件。同样,法治没有民主来保障,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乱象。使民主失去标准与原则。一般讲,民主的三大原则必须用法治来保障与实现的,即多数决策、程序正义、保护少数。必须要依靠法律的权威来确定,必须依靠规则来实现。
  因此,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加强人民民主。实现民主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国家的历史传统出发,特别必须从现有的国家制度出发。在我国,既要搞选举民主,实现选举平等,一人一票;又要搞协商民主,在多民族国家里,协商民主是团结各民族的重要纽带,是解决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好办法,也是协调各阶层、各团体、各单位利益的基本方法;同时,还要从中国现状出发,考虑各种历史状况,实现自治民主也是最现实的办法。


        九、法治是文明之治


  董必武同志早就指出:“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10]法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法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罗马之所以显赫一时,是因为它拥有集古代智慧之佳作;中国唐代之所以出现万国来朝的辉煌,是因为它拥有治理封建帝国的唐律;近代法国之所以成为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它拥有被恩格斯称赞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拿破仑民法典》。
  正如庞德所说,文明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还有“政治文明”之说。但不管哪种文明,都与法治有紧密的关系。先看物质文明,这是基础,特别是现代的物质文明,其离不开法治的引导、规范、促进、保障和制约,在微观领域,更是离不开法治对利益主体合法性的确认,对利益主体交互行为的规制以及对主体之间经济纠纷的调整和处理。再看精神文明,法治作为一种理念,法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无疑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则更为生动和具体。第一,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它作为政治文明的载体,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更替,闪耀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第二,法治作为治国之道,促使政治文明更加人性化、人道化,大大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第三,法治与民主的相互作用与保障,不仅促进政治民主化,而且有利于民主的多样化,如我国便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等多种形式,显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感、实在感。
  法治作为文明之治,具体体现在法治的各个环节:在立法方面要文明立法,文明立法首先表现在内容上,要使每个立法符合时代潮流,体现文明气息,要使法律成为引导人类文明的标杆,要使法律规则成为现代文明的体现,使社会和谐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司法文明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它要求:1.尊重与保障******,特别是对当事人,要尊重人格、关注人性、体恤人情、讲究人道,切实维护被害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2.严禁刑讯逼供,彻底废除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3.切实保障犯罪人的人道主义待遇,严禁打骂和侮辱人格的各项措施,如剃光头、穿标有囚犯证号的衣服等。同时,在法律监督、法律执行各个领域都要讲文明,特别是在行政执法中要严禁拆房屋、停水停电等非人道的行为。

  总之,文明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应贯彻到各个具体环节。


参考文献


[1] (法)让·雅克·卢梭,杨国政.社会契约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32.
[2] 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出版社1990.2.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2013.8;35.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199;71;169.
[5] (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论法的精神·上[M].商务印书馆,1961.154.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1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2.40.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146.
[9] 习******.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A].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C].人民出版社,2014.49.
[10] 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法律出版社,198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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